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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泰山会”解散的背后

马前马后炮  文


       2020~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年度。去年整一年,我国都在全民抗疫,最后在国家领导和布局下,全面战胜了疫情,各方面经济指标向好。而早在2020年1月便传出消息说国内最负盛名、最神秘的顶级商业团体“泰山会”要解散;在2021年1月,终于传来了它已经向民政部门申请注销的消息。我们一只脚刚踏进2021新年,辉煌存在28年的“泰山会”,解散与注销的靴子终于悄然落地了!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猜测主要内容是这么顶级的“团体”,解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自1月底传出泰山会注销消息以来,就鲜有实际进程与成员现状报道,也几乎查不到任何有关资料。泰山会的消亡,也如它过去的存在一样,具有神秘感。
 
一、泰山会解散的原因?
 
       这次泰山会解散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有人根据其成员的一些透露,分析说是:因其内部分歧太大、矛盾太大,不得不解散。而具体论及的依据,仅仅是泰山会最早的创会成员兼理事长段永基,在2017年就已经退出,马云在2006年加入至2015年也退出了。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勉强。要知道,段永基出生于1946年6月,2017年已满70岁。他虽先后任四通集团董事长、中关村科技董事长、新浪董事长,但自从他2006年卸任中关村董事长,2008年卸任新浪董事长,回归四通集团后该公司又于2009年退市了。至2017年,他名下企业就只有1家注册资金为200万元的“北京新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此时他与动辄百亿身家以上的人在“泰山会”一起混,估计是不太乐意。至于马云的退出,相信理由只有两点:一是泰山会聚会请假要罚款,他很忙老请假,经常被罚款也比较尴尬;二是他成为首富后,需要主控江湖,入别人的局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另组以自己为盟主的“江南会”去了。后来泰山会同人的柳传志、马云、冯仑、史玉柱等九位大佬,一起参加他创办的湖畔大学,还是以泰山会为班底,只是盟主换成了马云。所以说,关于“泰山会”解散,是因为内部分歧、矛盾太深所致,没有多少说服力!
       关于泰山会,我们现在知道它在成立之初,就圈定亿元资产以上的企业大佬才能入会,每年会费100万元,聚会请假每次要罚款1万元以上。他们每年只发展1位会员,新成员加入必须由2位会员推荐,经过全体会员通过,并且只能是预备会员,一年之后才能转正。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一致约定: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因此有人说,他们的运作模式,类似于西方的共济会等秘密组织。
       泰山会的核心成员只有18人:会长柳传志,原理事长段永基,成员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阿里巴巴马云、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巨人集团史玉柱、百度李彦宏、中关村科海集团陈庆振、江西科端集团郑跃文、河南思达集团汪思远、横店集团徐文荣、和光集团吴力、华谊兄弟王中军、联想杨元庆。顾问:吴敬琏、胡德平。其中理事长段永基早前已退出。
 
   
       他们成员不多,但掌握的资源相当庞大。有人统计过这些人手中的资产规模,已达几万亿元,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力量非常可观!
       当初他们成立时的初衷,是要为民营企业拓展生存环境。这么多年来,泰山会包括顾问在内,成员基本稳定。十八大召开一年后,“泰山会”16名会员曾于2013年11月21日,由会长柳传志带领,赴台岛庆祝泰山会成立二十周年,同时解读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内容,分析政经新情势。据了解他们也提出可以仿照欧美资助〝智库〞,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政策走向意见。
       可见他们的会员不但追求方向一致,凝聚力也很强。说他们解散是因为内部分歧,说服力确实不够。
 
二、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如果“泰山会”的解散,并不如外界所猜测,是因内部分歧与矛盾造成,那又是为什么呢?泰山会的这些大佬,他们的韬略都很远大,解散泰山会这样的大事,肯定有自己更深的考虑。
       泰山会从成立到解散共28年,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和十八大召开以来的8年。它的兴起和它的落幕,让人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政商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历史上,自从有国家,有商业分工,就有了政商关系。政商关系的历史非常复杂,中国如此,国际上也如此!
       在中国,国家历史从夏朝算起,已有5000年。据考此前各部落产品交换的商业行为,起码已经存在6000~7000年了。到夏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已有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工。在夏朝中期,有一个生活在东边黄河下游的商族,其第七代首领王亥由于善造马车、牛车等交通工具,就经常利用这些交通工具来与其他部落进行产品交换,因此商部落那时起就以善于经商闻名了。商朝取代夏朝以后,商族作为善征战又善经商的统治集团,得到了更好地发挥。在商族的统治下,商朝还出现了用“贝”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货、贵、贱、贡、财、贪、贫……”等与商业有关的这些文字,就是在商朝的甲骨文留存下来的。此时由善于经商的统治集团当政,相信政商关系应该相当和谐。
       而历史来到周武王时期,他利用商朝对各方国控制的手段不成熟,单纯依靠武力压制造成的积怨,联合起 “八百诸侯”, “代天伐纣”打败了商朝,事成后让商朝遗族去做自己善长的商业,自己则分封天下,转为 “以礼治天下” 管理诸侯的专业政治集团。因此,商人、商业、商品的正式称谓就产生了。此时,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商业力量还比较薄弱,处于自然发展时期,政商关系矛盾不突出。甚至到了东周春秋阶段,擅长商业的齐国宰相管仲,还利用国家的商战力量,不动用武力而先后制服了鲁、梁、吕、莱诸国,协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自己则成了世界商战的始祖。故事讲的是,鲁、梁两国是齐国的邻国和竞争者,齐桓公想称霸,就问管仲如何通过不发动战争而实现。于是管仲让齐桓公带头穿绨丝做的衣服,也鼓励国民穿着,同时全部向鲁、梁两国进口,本国不生产。以此鼓励鲁、梁两国民众改织绨丝、荒废了农事。等到两国缺乏粮食、粮价暴涨,管仲下令不再向两国进口绨丝、并关闭粮食出口的通道,致使两国陷入经济和社会混乱,从此不能与齐国竞争。
       然而,这个故事的后半截,却是:管仲作为一国宰相,虽善于商业,却头脑非常清醒,制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的政策,规范了商业与农业、手工业行业发展的平衡关系,优先保证了国内的农业粮食生产,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国力发展。
       此后,到战国先秦时期以后,开始进入了长期“重农抑商”的历史,因此这个时期政商关系,都是政商分开,由政府对商业进行严格管理。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末才有改变,并且这一变还变出大事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这方面我们后面再说!
       中国的政商关系,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工商业由国家统一管理,生产计划、生产资料、收购流通、收支分配都由政府统一安排,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此时的政府职能与商业职能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政商一体”,没有太多政商矛盾的存在。但这种“政商一体”,与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商一体”,不是一回事,本质不同。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的政商关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对工商业界释放多年建设积累起来的资源与市场红利,先后进行了“让利放权”、“股权改革”、“产权改革”,让工商业、特别是民营工商业和外资业界一起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政府主动转变职能,思想解放,为企业提供服务。此阶段是政商关系最和谐、最松宽的阶段。 因此,后来有人开玩笑说,那时是“先知先觉领导者,后知后觉跟随者,不知不觉消费者”。许多早觉悟的工商业界,纷纷主动靠拢政府部门,甚至可以邀请他们当上级、当顾问等。如成立在这个阶段的“泰山会”,就得以邀请到敬琏教授(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改革》杂志总编)、德平先生(时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作为会内顾问,给予指导。他们的成员企业也在这种松宽的政商环境中,快速地成长发展起来了!
       据说,泰山会会长柳传志,那时曾差点被以走私名义抓起来,但通过松宽的政商关系沟通而得免,仅被罚款200万元了事。这很好地反映了那个阶段,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部门对于企业家们的照顾和体谅。而更典型的,是他谈到当时另一位中关村企业家金静燕,当时曾被指走私7368.5万元产品。而他指出:“(金燕静) 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走私风行,都是在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你是想抓谁抓谁!”那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的特殊的改革开放,和特殊的政商关系阶段。
       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已过去了9年。这9年来,党中央既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也进行了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提出了“八项规定”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因此,也让我国的政商关系逐渐进入了制度化的规范管理之下。
       关于外国的政商关系,以欧洲来说,在15世纪以前,由于各国生产力落后,大规模对外殖民与商业掠夺还没有开始,此时各国商业力量薄弱,不足以与封建专制王朝力量对抗,因此商业处于被王朝严格管制之中,商人地位不高。直到15世纪,欧洲进入到热兵器时代,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凭借先进的武器,率先对外进行了武力扩张、殖民掠夺;接着英国和荷兰等国,也随之行动。到了18世纪60年代之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工业大革命陆续发生,机器生产和热战武器同时发展,对外殖民掠夺的力量更强。由此,欧洲列强们的商业力量,得到了扩张积累,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兴起。他们开始了与当时的欧洲各国专制王朝,进行激烈博弈。欧洲的政商关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最早他们是在17世纪时的英国,迫使国王詹姆士下野,签署把权力让给新兴资产阶级议会的《大宪章》,实现了资产阶级所谓“光荣革命”的首场胜利。此后,欧洲资产阶级继续崛起,迫使欧洲各国封建王朝陆续退位,将政治权力完全让位给了各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完成了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此时,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美洲侵略殖民留下的遗产——美国,这个国家更是体现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面貌,它实行了完全政商一体化的体制!


三、怎样的政商关系才合理
 
       中外历史上政商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政商关系,才算是合理的?
       目前,关于什么是合理的政商关系,无非两种观点:一种是商业应该接受政府管理,只是管多与管少的问题。一种是认为商业不应该受到政府管理,接受管理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市场应该自由发展、自我调节,才能发挥力量,实现经济发展。
       这两种观点,说到底其实都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两种主张。前一种产生于1936年,是凯恩斯经过对1929~1932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后,所提出来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后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旧自由主义观点,和后来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
 
       那社会主义的政商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从经典社会主义来说,是主张完全公有制经济的。那么这个政商关系诠释就比较简单,正如我国的前30年,就是“政商一体”,生产资料配置、生产与销售、收入与分配,都是由政府统一安排。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主体成分多元,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混改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各自追求的利益、市场竞争能力不同,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平衡规管。只有实行了这种规管的政商关系,才会有公平的竞争,才是合理的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政商关系。这种政商关系规管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为全民造福这个根本目的;这种政商关系规管,不是单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这一点,与凯恩斯主义的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政商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更与亚当·斯密反对政府规管,市场以追求己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更是毫无共同之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商关系进行合理规管,也不仅仅是站在维护民众利益立场上,而与企业经营者进行博弈。这种政商关系规管,也是发挥政府的统筹力量资源,为了企业经营更加有利而做合理安排。这种政商关系规管会有一体两面:给予合乎国家发展方向的政策红利,该鼓励给予鼓励,该支持的给予支持,给他们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有利的市场行为引导,在对国家与民众有利的基础上,增加他们的效益;同时,也加强立法与制度建设,防止商人趋利,进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或进行垄断、走私、漏税、侵权、造假等不合法经营,杜绝对社会有害的市场行为出现!
       这种合理规管的政商关系,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如此。从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看,一切古今中外的国家经济,其实都应该如此。
       回顾历史,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虽然自己善于商业与重视商业,但他还是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制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的政策,很早就开始进行商业规范与行业均衡发展治理,不放任无序发展,在历史上是最早具有政商关系管理战略与预见的人。
 
   
       管仲当时的这种政商关系规管政策,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需求出发制定的。春秋时期的齐国,尽管并不落后,但作为古代农业当时的生产力也不高,养活民众是国家的优先选项。这就需要保证农业粮食的优先生产和稳定供给,商业只能是居于次要的行业。四民定业分居,是从专业分工出发,集中管理,方便供应与交流合作,稳定人员,和增加效益,类似于今日的农场、工业园与物流园。它并不是现在某些人所理解的,是落后、强迫与对商业的压制。理解了这一点,对中国历史上曾经的“重农抑商”政策,或许也就会多了一分理解。在封建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需要养活的国民人口众多,“一农败百商”、“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完全可以描绘出当时的经济生活现象和国家统治者的心态。这与历史上的西欧沿海小国,养活不了自己可以出海去掠夺,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认为商人逐利,从商容易致富,也不过度鼓励从事商业,主要是防备农业生产人员流失,生产和供应受到冲击。像被管仲用绨丝商战打败的鲁、梁两国一样,农业生产被荒废了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这样,甚至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解决历史上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我们国家也曾在一段时间里,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和口号。可见政府对于经济行业进行平衡安排,以及对政商关系进行正确管理的重要性。
       那种认为商业不能被政府管理的新旧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是不正确的。
 
四、政商关系不合理的教训
 
       对政商关系进行必要合理的规管,是对市场行为的合理规管,也是对商业团体的合理规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团体与博弈,有博弈就有后果。
       在历史上,因为对政商关系没有进行合理规管,或者管理不好,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有的还非常惨重!
       在明末清初,中国有个社团叫“东林党”,曾经被部分人誉为一股清流。原因是他们口头上,提出过许多吸引人的口号。比如他们在东林书院,挂了东林党开创者顾宪成的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让这个团体名声远播,塑造了远大抱负、为国为民无私奋斗的形象。实际上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一些出身于东南大地主、大商人子弟。后来他们中不少人进入朝廷体制内,起到了影响朝政的重大作用。他们最著名的主张诉求,就是反对朝廷“与民争利”。实际上这个口号只是代表明末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罔顾国家兴亡生死,反对向他们征收工商税,在某种程度上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在万历年间,曾爆发宁夏叛乱、壬辰倭乱以及播州的吐司之乱,战事迁延十数年。虽然朝廷平叛取得了胜利,但严重消耗了国力财力,补充国库空虚不能依靠向贫苦的农民增加农业税,因此开征了矿业税。而这个税收,收到了东林党所代表的集团头上,因此受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开始万历皇帝没有动摇,反对暂时无效。但随着1620年万历驾崩,天启继位,东林党拥立新皇,彻底把持了朝政。东林党一上台,立即废除了矿业税,连明朝延续两百余年的三十税一的工商税,也被废除掉。后来天启皇帝受不了,便用魏忠贤来清除和代替了东林党。这时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局面,魏忠贤再一次向江南征收工商税。但很快,天启皇帝在位仅七年便驾崩,崇祯继位,让东林党又找到了新机会。新继位的崇祯皇帝为了掌握大权,拉拢口头上清正无私的东林党,清算了魏忠贤一派。卷土重来的东林党再一次力劝崇祯不要“与民争利”,于是他们再次废除了工商税,并借口连年灾害,把茶业税也废了。此时扬州盐商虽富可敌国,却收不上盐税。崇祯在位期间,因东林党反对始终没能征收工商税。但是此时后金攻打明朝却愈演愈烈,财政非常紧张,崇祯皇帝只好不断加征农业税。他开征了所谓“辽饷”、“剿饷”、“练饷”,让农民无法承受,到处揭竿起义,让明朝从此走向了灭亡之地。后来,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时,在衣袍上留下遗书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对于任用东林党人,实行他们有害的财政税收政策,崇祯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啊!
 
   
       现在来看国际上,著名团体共济会对各国政商关系的影响。
       共济会据说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曾是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
       但现今在背后控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是1717年由英国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所成立的近代共济会。它当初是一个以犹太银行家与英国贵族秘密共同组成的社团组织,后来在1745年转变为了一个半公开化的神秘组织,并随着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迁徙,将影响力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目前,据有人统计:“共济会在世界上有40多个分会,600万会员,其中美国约400万人、英国约100万人、法国约7万人”。他们经过多年发展,通过主导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手段,实现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操纵。
       他们作为一个社团,对被操纵国家的最大影响,就是实现了政商一体化的体制。他们可以让被操纵的国家权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使用,而实现他们的利益。表面上,这些国家是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执政者由一人一票直选或代议制选举,实际上背后都是由共济会控制与影响的大资本利益集团在进行操纵。
 
 
       共济会是如何实现这些控制与影响力的?
       首先,早期他们打着宗教宽容和其他一些进步的主张,与中国的东林党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反对英国天主教的严格控制,支持宗教改革,提倡兄弟平等,互不背叛,在欧洲支持文艺复兴,反对神权,虚化王权,后来又建立王权与金权联盟,支持海外探险与扩张,在美国则支持独立……
       其次,他们在组织上,网罗白人超级精英入会,比如皇家人物、重要政客、大商人、大银行家、一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在组织制度上也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神秘的规章。
       据何新先生研究表明:
       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名人都位列共济会成员名单之上,其中包括多位英国国王,和多数美国总统。如英皇乔治三世、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等;美国总统门罗、约翰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福特、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而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和杜鲁门总统,是当时共济会美国分会的掌门人。并且共济会也注重培植有前途的未来政界精英,如克林顿、奥巴马还属于初露头角的政治人物时,共济会组织就邀请他们参加聚会了,后来他们也都当上了总统和成为共济会成员。就是在香港,共济会力量也很强大,多位香港总督包括夏乔士·罗便臣、麦当奴、卜公、大商人李嘉诚、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希慎集团利铭泽、国泰航空前董事姚刚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济会会员。


       在制度上,他们要求共济会员成员立盟誓,对外严守秘密,相互支持,不能背叛。要求会内兄弟情谊高于道德、法律和国籍。他们内部上下界之间不通流,分级秩序森严。他们有统一的规矩和制度,统一服饰,统一会所,统一的密语和手语,统一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普世价值”。
       目前,共济会在内部拥有33层等级,各层级分会没有垂直从属关系,但会按照目标追求互相进行配合。他们的分支在全世界众多,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骷髅会”掌控美国最高端权力,具备“完全封闭性和封建性的美国版贵族阶层”诡秘社团特点,成员包括布什、洛克菲勒、邦迪、哈里曼等家族,倡导家族间通婚;有泛欧美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具有控制欧美国家主权的能力,由英美欧共济会中最高端成员组成;有意大利“黑手党”,充当共济会的政策执行分支机构,由西西里人建立……等等。
       他们这种权力控制和人员高度政商一体化、公开身份与秘密会员双重结合的组织方式,使到他们的成员具有了从诸如大型银行、军工企业、大学、智库、到白宫、五角大楼、美联储、世界银行之间来回畅通转换身份的旋转门,影响操控力非常强大!
       其三,他们利用雄厚的资本、各种金融控制手段进行官商勾结,甚至使用拉拢、贿赂、色情、威胁、敲诈、暗杀等手段,来拉拢、控制、打击对手。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就共有七位总统,因搞货币体制改革,背离了共济会的利益,都被人暗杀了。甚至在中国,据有人研究表明:远于大清朝末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与共济会核心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合作,个人直接秘密投资4万两白银,参股当时的“福公司”。该公司绕过清政府的许多规定,获得了河南、山西的煤矿采矿权,后来虽然中国发生过多次革命,“福公司”却直到民国时仍然屹立不倒,还获得过许多“超国民待遇”,就是因为有原来的秘密股东们的保护。
 

       其四,他们非常善于进行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的意识形态输出渗透。比如他们早期雇用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宣扬自由主义经济,成了如今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为垄断大资产财团谋利益的圣经。虽然据说后来亚当·斯密后悔了,希望能把他所有的著作都烧掉,但到死他也没有实现。
       有人揭露,近年来英美共济会控制下的跨国金融公司、各种代理人和游说组织,又借助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的新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重新对中国进行思想输出。高盛、洛克菲勒财团曾深度介入中国金融教学与研究领域,让我国一些知名金融学者不知不觉“身出其门”,甚至担任了国内金融机构的主管,一段时间内对国家的经济决策起到了一些影响。
       在苏联刚解体时的俄罗斯,他们则通过被其思想控制了的代理人、35岁的总理盖达尔,以及渗透进叶利钦政府内部的众多美国、西方顾问,在经济上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结果让其当年的GDP迅速地下降了一半,卢布兑换率贬值150倍,国民储蓄资产贬值至只剩1%,让俄罗斯的经济完全崩溃。虽然后来有普京力挽狂澜,但后遗症却一直影响到现在。


       共济会正是依靠以上几个方面,既公开又秘密地运作,到如今成了高度国际化、势力盘根错节、超乎人们想象的全球渗透统治集团。它是当今存在于西方,企图全面突破国家界限、实现全球操纵的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控制核心。
       共济会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造成危害非常严重。
       首先来说美国。在共济会的运作下,现在的美国美联储、华尔街和军工集团影响力巨大。一切选举,任何领导人上台,一切经济和内外政策,都是由这些大资本利益集团操纵,其背后主子则是共济会。因此,围绕着军工集团利益,美国立国245年历史中,只有16年没有对外发动战争,加剧了财政负担,增加债务,信用不足,诱导了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他们过度发展金融业,导致对制造业形成挤压,中低端制造业外移,国内工业出现空心化,下层民众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由此造成内部矛盾频发,社会撕裂,特朗普上台,抗疫不力,种族歧视,警权滥用,“黑命贵”民众反抗运动爆发,两党对撕加剧,拜登上台,特朗普一派民众对国会山发起冲击……等等。这一切,都无不来源于共济会对于美国国家权力政商一体化的不良控制和操纵!


       在欧洲,早期共济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操纵策动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操纵美国政府联合西方盟友,对外奉行军事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颠覆和欺压,先后发动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中东和非洲多国的侵略战争、轰炸肢解南斯拉夫……现在又对中国台海、南海进行搅局,挑拨东盟与中国关系,在钓鱼岛上选边挑拨中日关系。
       共济会为了统治全球经济,还持续操纵美国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输出“普世价值”,对各国进行渗透颠覆、搞乱。
       如推动苏联解体,据揭露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1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在莫斯科与共济会的 “兄弟会”高层成员见面。又应美国共济会领导人基辛格请求,批准在苏联成立了第一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解体的具体计划,并利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大量金钱,来实行该计划。据揭露,从1985到1992年他们为苏联解体“民主化”,持续地投入了900亿美元。用以收买官员、培训代理人、聘请教官,支付活动费用、支付出国费用,以及购买设备资料、出版书籍、支付文章稿酬、演讲费用等等。到了1991年8-12月苏联解体终于发生了,秘密犹太共济会实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计划,大批共济会成员也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人员,为他们提供政策指导和顾问。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挑拨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在他们合作的“北溪二”输油管道上做文章,和利用所谓俄罗斯对反对派下毒,进行制裁。
       而针对中国,共济会操纵的特朗普政府,则持续不断地在国际上对我们进行形象摸黑,不断宣扬中国隐瞒新冠疫情,要求向中国追责和索赔;安全上对我国台湾、香港、新疆、西藏进行内政干涉,持续不断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肆意加征关税,打压华为的5G技术、打击我们的高科技企业,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继承特朗普的对华打压政策,将我们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号召欧洲各国、五眼联盟等盟友和跟班,要联合起来与美国一起,跟中国对抗、打败中国……
       总之,美国在共济会全面控制下,在国际上全面奉行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科技霸权和意识形态输出,动辄利用战争、制裁手段,对各国进行欺压和掠夺,让世界苦不堪言,成了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这一切都是拜共济会所赐!

 
五、泰山会为什么会消失?
 
       现在回到本题,泰山会为什么会解散注销?主要是政商关系背景变了。
       泰山会,是由成立于1993年11月28日的“泰山产业研究会”改名而来。不过在其成立之初, “泰山会”的内部称谓似乎就定好了。请看其成员京海公司总裁王洪德,在泰山会成立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初冬,维坊科技大厅505会议室召开首届泰山会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民协秘书长华贻芳先生,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陈庆振和我等诸位十名。会议东道主为,山东通达经济技术集团公司总裁卢志强先生。首届泰山会议于下午2时正式开始,会议讨论的议题有:换包装,买外壳股票上市。收购兼并企业,股份制操作。高科技企业联合起来,面向国营企业进行收购,先买断国营企业参股,达到控制股份。兼并金融单位,进入金融行业,成立合作银行。买钢铁厂、码头、买联合企业。京海可以与沈阳药厂参股,京海可以与中经信参股,京海可以收购北京企业,京海可以与长城空调厂参股。会议历经两天,本着真实的精神进行讨论,通达给予热情的款待,卢总已提出在地产方面与四通合作。”这被评价为,至今神秘的“泰山会”在成立日期与作用上少见的“详实记录,非常珍贵”。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党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年的会议公报中,提出了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1984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报道文章中,则第一次出现了“改革开放”完整的提法。
       到了泰山会成立的1993年,改革开放已历经15个年头。期间经过了中央提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等若干个重要阶段。特别是1992年1月18日邓老人家南巡并发表讲话,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以后,一改因“89事件”和“东欧事变”后,有人对“改革开放” 曾经一度产生的犹豫和争论。
       可以这么说,1993年泰山会的成立,正是我国政商关系最和谐的时期。

   
       当年老人家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让改革开放走上坦途,我国政府更加大力地推进了经济市场化改革。此时,一些原来由政府或国企出资支持、由体制内人员下海创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纷纷进行了股权改革。以中科院为例,当时下属人员创办的这种企业很多。此时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与民营、个人合办新企业、以及如“四通集团”进行管理层MBO、如“联想集团”将股权按职位高低配置无偿划拨为员工持股、或将国有股份作价出让给民营股东等几种办法。以此,来鼓励企业人员的积极性,以及改变企业的单一国有的股权结构。
       可以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泰山会的成员就不能脱颖而出,也就无从由原来的“北京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中脱离,而诞生出至今走过了28个辉煌年头的“泰山会”!
       在泰山会成立以后,他们的事业更加蓬勃发展。这些年里,泰山会理事长、四通集团总裁段永基对原中科院属下的四通管理人员实行MBO,奠定了他们发展的基础;成员史玉柱遇到巨人大厦巨亏,得到同是成员企业的四通集团10亿元购买脑白金股权,度过了发展的难关。联想集团柳传志推动员工持股改革,得到集团无偿的35%股分按职位高低进行分配,并经多次股改成为后来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与父亲辖下的香港国企、 其他私企合办新企业“香港联想”,然后上市购买北京联想母公司股份,并通过多种资本运作,包括将同为成员企业的泛海控股引进联想,购买中科院29%股份,在带动泛海市值上涨30亿元之外,帮助柳传志解决了企业“主人”的问题,坐实了联想实控人的位置……实现了今天联想控股的企业之树。
       现在,国内政商关系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
       柳传志自己说过:“历史大潮,是一浪一浪地翻。”事实确实如此。
       首先,这些年来国内外政经形势产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几十年来的实践效果并不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世界上美国独霸、各国服从是大格局。中国也在此阶段加入了“WTO”,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和西方带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让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拖累。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以1989年诞生的“华盛顿共识”为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有人给它概括成主要的十大方面内容: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对外资限制、实施贸易自由化、实施利率市场化、降低边际税率、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压缩财政赤字、重视基建等。但被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共识”推为样板的:拉美、特别是阿根廷,90年代的俄罗斯,东南亚、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中东的埃及,欧元区的希腊等,却首先被坑了。
       阿根廷历史上GDP曾高于日本,被称为“准发达国家”。在1989到1999年,由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卡洛斯·梅内姆充当总统,他上台后推行了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计划,到2001年底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阿根廷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0年,欠下了1300多亿美元巨额外债和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崩溃,全国贫困人口达到30%以上,失业率超过20%,国内的经济一片狼藉!

 
       俄罗斯的情况大家知道,前文有述,此处不需多说。
       东南亚,1991年由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南亚国家游说,称该地区若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每年为该地区国家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实惠。于是泰国从1984年6月起,开始实行盯住“一篮货币”的汇率制度,篮子中的主要货币美元占比达80%-82%。不幸的是,1994年后美元指数不断上行,迫使泰铢也只能持续走高,严重地冲击了出口,GDP增长率大幅下跌,外汇萎缩,账户逆差,于是准许对外借款和自由兑换,从此泰国政府的外汇管制大门洞开,为国际外汇大投机分子索罗斯们提供了炒作机会。此后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1997年产生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大危机,影响到中国香港、中国和全球。短短几年,就让曾经被誉为“东南亚经济模式”样板、“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演化出一场毁灭性的的经济灾难,使东南亚各国也在危机中蒙受了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倒退了10到20年。
       埃及,美国在1991年以免除埃及债务做诱饵,让穆巴拉克总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了一项协议,在埃及推行所谓经济结构改革,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他开放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为国外资本提供国民待遇。结果埃及最大国有银行以及其他银行,绝大部分股权被外国资本买走,他们利用埃及进行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投机。而民族工业却日益衰落,埃及经济支柱折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部分私人攫取了埃及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国内物价失控,失业率步步攀升,通货膨胀极端严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民众达到40%,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大动乱的发生,时至今日埃及仍处于不安定之中!

   
       希腊长久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它主要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竞争力不强。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让“高盛”等西方金融机构,用“货币掉期交易”等会计手法,掩盖了因其放弃金融资金流动控制,而产生的潜在巨额债务。但随着债务到期,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从而引爆了希腊债务大危机。而按照欧盟及其国内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挽救方法,仍然是借新债还旧债,饮鸩止渴,债台愈筑愈高,至今不能自拔。
       国际上诸如此类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坑的国家,实际上还有很多。
       从美国自身看,情况也如此。美国从立国开始,就受到共济会犹太资本集团的控制,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是美国共济会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美国彻底实行了政商一体化,政权轮流由大资本集团把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得以彻底贯彻!除了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大萧条爆发,美国为挽救经济不得已实行过一阵子凯恩斯主义,政府对市场进行了适度管理干预,其他时间、特别是80年代以来,推行的都是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个背景下,犹太资本集团金融逐利的偏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忽视国内实业、劳动创造,对资本流动不加控制,任何高科技发明、债务都可以被打包成为金融产品进行销售。他们将整个美国经济,都变成获取高利的证券金融投机活动,美国金融与各产业都在狂欢,玩合法的庞氏骗局。最后,连自己也无法躲过新自由主义恶果——2008年房地美、房利美两大再担保公司失信破产,莱曼兄弟银等银行跟着破产,引起次贷危机全面爆发,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不但给各国也给美国自己造成了严重的济损失与后遗症。而掌权的大资本统治集团忽视民生,对2020年疫情应对不力,加上种族歧视,发生“黑命贵”运动,经济衰退,社会分化,动乱增加。为了转嫁国内危机,从特朗普上台,到现任拜登总统,都耍起了对中国甩锅的大戏。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上全面施压,对我国制造了许多麻烦!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中曾说:犹太教世俗的神是“金钱”, 世俗礼拜是“经商牟利”,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融入的是犹太民族的商业自由梦想和追求,但也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宿命。他们赚到了自己的利益,却扭曲了经济上应有的正常政商关系,给全球各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它历史上受到多次的反对,使犹太民族遭受过命运的曲折。
       其次,从中国国内来说。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使到多种经济主体得到同时发展。如今,非公经济据估算占比已达到65%以上,民营经济力量已非常强大。但也出现了两个社会现象:一、贫富差距拉大,提醒国家需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在《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入选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已达到1058位,占富豪榜总数3228位的近3分之1,超过了美国、德国和印度三个国家人数的总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20年GDP达到101.6万亿元人民币;但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在2004年就已经上升到了0.469。因此在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推动了全国脱贫攻坚任务,到今年2月28日已经宣布完成。二、产生经济腐败现象,反腐倡廉需继续大力推进。因此从18大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反腐败斗争非常坚决,落马的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到现在据统计已达210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2020年其他级别的落马腐败干部,有厅局级2859人、县处级2.2万人、乡村级8.3万人,其他受党纪处分的52.2万人。毋庸讳言,这些腐败官员所敛之财,多数来自商界,也即是说他们在非正常政商关系中发了财。如何规范正常的政商关系,防止商人逐利,腐蚀官员,官商勾结,谋取不当利益,已经到了必须全面正视的阶段。
       而从国内经济层面看,也出现了两个新的局面:一、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2007年后全球经济的放缓,中国也进入了中低速发展的新常态。二、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为阻遏中国发展,对我国实施了全面打压,企图压缩中国经济的国际市场发展空间。拜登上台后,延续了这种对中国打压的态势。为因应以上两种新的局面,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国内国际生产资源配置,鼓励科技创新,创造经济新增长点。
       以上的这些经济发展需求,都要求中国政府需要建设新的规范正常的政商关系,以实现对经济市场的良性引导。对过去那种因为改革开放需求,曾存在过的不够规范,比较宽松或有些放任的做法,肯定需要有所改变!

   
       泰山会在此时解散,应该得到赞扬。我赞赏他们能顾全大局,低调行事,将商界小“圈子”的利益诉求,以解散的行动,表明让位于政府对商界的制度化正常管理的态度。泰山会同仁,对自身团体作用的评估,认为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解散,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结语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抨击巴塞尔协议是“老人条款”,批评现在的银行是“当铺式体系”,中国的金融“没有风险”、因为“没有体系”。接着11月2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四部门,一起约谈马云、井贤栋、胡晓明等蚂蚁金服高层;11月3日蚂蚁金服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缓上市;12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2020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为2021年经济定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随之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文件。
       这里面给我们的启发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国家给企业家以宽松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的企业家要感恩,而不能任性,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国家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新形势,需要制定应对之策,需要调整政商关系,进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常规范管理,我们的企业家更不能傲娇狂放。这样,企业才对国家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有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企业也才有了长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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